【原创】早期丝绸之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

上古时代的丝绸之路很早就发挥了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除实现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层面的商品交换、物种引进、技术传播之外，具有更深层文化品质的语言相混、风俗影响和制度借鉴，体现出积极意义的进步。此外，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生活和婚姻关系也构成了引人注目的新的文化风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以及相关社会现象，应当是丝绸之路文化带重要的历史表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因此获得了新的条件。

一、丝路文化交汇与胡汉关系的情感色彩

( 一) 穆天子与西王母神话: 瑶池—淫池

早在张骞之前，中原经过西北地方与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和文化融汇的历史作用。再现相关历史场景的愿望，因考古工作的收获得以局部实现。［1］

传世文献中较早的关于丝绸之路交通的信息，应当即穆天子西征故事。《左传·昭公十二年( 前 50) 》记载周穆王“周行天下”事迹。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周穆王西征。今本《竹书纪年》卷下: “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司马迁在《史记》卷5《秦本纪》写道: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此“乐而忘归”说，超越了《左传》等先秦记录。《史记》卷 43《赵世家》明确记录了周穆王之“乐”致使“忘归”，在于“见西王母”:“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与《竹书纪年》同出于汲冢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命驾八骏之乘”“造父为御”“驰驱千里”，［2］以及“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等事迹。对于周穆王“西征”行迹，长期存在不同的说法: 有以为西王母活动于青海地方的认识; 或说周穆王所至“昆仑”即今阿尔泰山; 也有学者认为周穆王所至“玄池”即“咸海”，而《穆天子传》随后说到的“苦山”“黄鼠山”等，则更在其西; 或说西王母所居在“条支”;也有学者认为，周穆王已经到达了波兰平原。尽管对周穆王西征抵达的地点存在争议，但是这位周天子“乐而忘归”“乐之忘归”的愉快旅行曾经行历西域地方后世所谓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

穆天子西征故事中，有关于这位中原君王与西方部族领袖西王母甚为友爱的情节。《穆天子传》: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3］《北堂书钞》卷16 引《穆天子传》“觞于瑶池”作“觞于淫池”。注: “王石华校‘淫’改‘瑶’。孙氏覆校云: ‘淫字胜今。’案平津馆本《穆天子传》‘淫’又作‘瑶’。”［4］这一故事之记录的关键字“瑶”和“谣”，都曾写作“滛”。宋代张文伯《九经疑难》写作: “宴王母之瑶池歌滛忘归”，“升昆仑之丘以至于滛池”，“穆王宴滛池”。［5］明代卓明卿《卓氏藻林》：“王母与周穆王会滛池。”［6］有的直接写作“淫池”。清代严可均《铁桥漫稿》: “《穆天子传》之‘瑶池’亦作‘淫池’。‘淫’，大也。”［7］民国杨钟羲《雪桥诗话》: “王母山即仪山。山下有大池，即《穆天子传》之‘瑶池’。‘瑶池’亦作‘淫池’。‘淫’，大也。”［8］虽然有“‘淫’，大也”的解说，“淫”字在情爱生活中本来的意义是人们都会想到的。白居易《八骏图》诗写道: “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白云》《黄竹》歌声动，一人荒乐万人愁。”［9］“荒乐”一语可以与“淫”对应理解。

前引明代学者胡应麟说:“《穆天子传》所交外国之君甚众，不止一西王母。”但是为什么独有“西王母”长久占据着穆天子传说的主角位置呢? 这可能与西北方向的“外国之君”多有女性领袖的情形相关。［10］“西王母”成为代表“外国之君”的身份符号，在汉代甚至成为中原社会的崇拜对象［11-12］，当然也与丝绸之路文化交往史迹中富有情感色彩的情节存在某种关联。

甚至牛郎织女传说这一中国古代民间爱情故事的经典，也有体现丝绸之路文化的元素。思考这一问题，可以与相关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分析。

(二) 秦与义渠戎关系史中的宣太后故事

回顾丝绸之路上跨民族情感生活与婚姻形式的早期由来，还应当注意到秦惠文王时代秦国与义渠之间的关系。

《史记》卷 70《张仪列传》记载，五国伐秦时，陈轸建议在“义渠君朝于魏”情形下“赂之以抚其志”。于是，“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句下，司马贞《索隐》:“谓秦求亲义渠君也”。

秦上层政治集团与义渠的特殊关系，还有一则例证。“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3-14］《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也有记载。所谓“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虽然并非结成正式婚姻，然而却是明确的情爱关系。宣太后又确实利用这一关系实现了政治目的。

《战国策·秦策二》有“秦宣太后爱魏丑夫”条，其中写道，秦宣太后爱魏丑夫。病将死时，出令曰: “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宣太后以王母之尊，私情竟全不避外人，甚至期望死后依然专宠其爱。又《韩策二》记载，楚攻韩，韩使者求救于秦，有“唇揭者其齿寒”之说，得以为宣太后接见。宣太后说: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 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 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宣太后以性爱动作为喻言国家之“利”，于史绝无仅有。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评论道: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15］由此看来，宣太后是一位在情爱方面多欲且大胆的王族女子。

然而，清代学者焦袁熙对于王士祯“大奇”之言有自己的判断: “余以为是不然也。宣太后之行，国人知之，异国人皆知之。当时执管之士，因有此事，故作此言，用相调笑云尔。史家增餙之辞，美恶皆有之，后人或泥其一两言，以议当时之是非得失，其不为咸邱高叟者几希矣”。论者还言及宣太后“淫亵语”的真实性，就其典型意义和代表意义提出质疑: “《国策》非实录之比，尤不足据。譬若今之制举文字，万一流传至百千年后，即已茫昧怳惚，独见有此等语言，将亦以为岀《论》《孟》书中人亲口邪? 有辨之者则曰: 彼文固明明某人言矣。而孰知其大不然哉! 王君之智倘类此也”［16］。虽然人们各有信疑，各有“美恶”及“是非得失”之议，而“宣太后之行，国人知之，异国人皆知之”，于是“当时执管之士，因有此事，故作此言，用相调笑”，即认可“宣太后之行”之大致确定性的说法，或许是可信的。

( 三) 作为“和亲”背景的“妒媔”“嫚”“媟”情节

考察丝绸之路史，应注意汉与匈奴及其他诸族关系史中“和亲”的重要意义。“和亲”是以婚姻关系维护和平的方式。考察汉王朝“和亲”政策的背景，有若干涉及异族情爱的情节值得注意。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记载了汉与匈奴“和亲”的最初背景。汉高祖刘邦出击匈奴，陷于白登之围。“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 ‘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于是，“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平城危难是导致汉与匈奴“和亲”的重要历史缘由，中原帝国的“和亲”史也自此发端。匈奴“解围”，与“阏氏之言”的作用有关。据《史记》卷 56《陈丞相世家》，刘邦是以陈平特别建议脱险: “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裴骃《集解》引桓谭《新论》: “或云: ‘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则言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隐不传焉。子能权知斯事否?’吾应之曰: ‘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这是利用“其容貌天下无有”的“好丽美女”于军事的故事，直接形式则是刺激匈奴阏氏的“妒媔之性”。其中细节，不排除论者的猜想成分，但是白登之围之后导致的结果，竟是阏氏深心“妒媔”的汉家女子真的进入了匈奴单于的帐房。

认识汉王朝“和亲”政策的背景，还应当注意一位曾经掌握汉家最高权力的女子——吕后。吕后执政时，匈奴致汉朝廷的文书中，曾经出现“单于书绝悖逆”［17］的情形。司马迁记述:“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后来因为“诸将”以所谓“高帝”“困于平城”教训相劝阻，“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所谓“悖逆”“妄言”，司马贞《索隐》引《汉书》云: “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使使遗高后书曰: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怒，欲击之”。冒顿两言“孤偾”，颜师古注引如淳曰: “偾，仆也。犹言不能自立也”。顾炎武《日知录》卷 27《汉书注》: “《匈奴传》‘孤偾之君’，‘偾’如《左传》‘张脉偾兴’之‘偾’，《仓公传》所谓‘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这里强调了“欲”。《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记载，“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 ‘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而季布的表态，回顾了平城战例:“哙可斩也! 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 ‘平城之下亦诚苦! 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赞同季布的意见，“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 ‘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激怒吕后之“单于书绝悖逆”的“妄言”或说“恶言”，以男女“乐”“娱”为主题，吕后因季布建议的巧妙对应，导致了“和亲”的实现。

明代学者胡广讨论“《汉书》记事不同”，说到“《汉书》一事两岀不同者”，“《季布传》:单于尝为书嫚吕太后，太后怒”，而《匈奴传》对于单于“妄言”记录详细，“前说本于《史记》，后说不知何从岀也。中间二书，媟秽尤甚。在班固所当刊削，不宜留污简牍”。并据此表扬《史记》处理得体: “于此亦可见《史记》《汉书》之优劣也。”［18］汉人以为单于书信中“绝悖逆”之“妄言”“恶言”，是“嫚吕太后”的具有侮辱意味的挑衅性言辞。其实，在“中国礼义”背景下中原人看来“媟秽尤甚”诸语，对于面对礼学标尺“譬如禽兽”的匈奴人而言，有可能是自然的“欲”的表达，可以看作正常的文化现象。

二、西域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和亲”

( 一) 西域诸族的“和亲”

“和亲”史研究者多关注汉王朝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对于其他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方式似未予必要的重视。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在第四章“东汉时期的和亲”中专门讨论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论者写道，“在东汉光武帝后期与明帝的前期，西域一片混乱，各种势力都在为兼并对方而互相残杀。”说西域“各种势力”的政治目的都是“兼并对方”或许并不符合实际。有的国家在“兼并”战争中可能只求自保。其实，所谓“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自西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历史记录。乌孙作为草原强国，成为汉与匈奴共同争取的对象。《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记述乌孙与汉、匈奴的相互关系，曾经同时成为姻亲。而匈奴一方的主动，值得重视: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所谓“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体现出这一婚姻关系的建立，有匈奴不甘心落后于汉的积极竞争意识在起作用。有学者分析，“昆莫以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同时又迎娶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习俗与匈奴同，皆以‘左’为尊。乌孙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位在细君公主右夫人之上，表明乌孙虽然已与汉廷和亲，但为了避免激怒匈奴，故而在昆莫夫人的名份上抑汉崇胡”。［19］乌孙对于匈奴强势态度的被动处置，应与匈奴曾经控制西域的历史背景有关。［20 -22］

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又注意到莎车和于阗的“和亲”。论者指出: “永平三年( 60) ，于阗大人都未兄弟杀掉在于阗暴虐无道的莎车将君得，不久休莫霸又袭杀都未兄弟，自立为于阗王。继而休莫霸与拘弥国攻打莎车，不幸中流矢而死，其侄广德立为于阗王。广德乘匈奴与龟兹等政权共同攻击莎车之机，派其弟辅国侯仁带兵攻打莎车。莎车王贤因‘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讲和的条件为，贤将多年来一直扣留在莎车的广德父亲归还于阗，并将女儿嫁为广德，结为兄弟，广德撤兵。于阗与莎车的这次和亲，显然是为了停战议和。但是，这次和亲对制止双方战争的作用并不大。”论者所用资料，应引自《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的记述: “于阗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阗。于阗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贤城守，使使谓广德曰: ‘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曰: ‘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 ‘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而且运等因内于阗兵，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贤对于广德“以女妻之”，又“结为昆弟”，形成很古怪的亲族关系。所谓“女婿至亲”者，在血腥的政治权力争夺时有时并不能止息“兵革”。

( 二) 羌人的“和亲”联盟

另一例“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论者举羌人以“和亲”方式联合抗击汉王朝事: “羌族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陇西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社会动乱，羌人的一些部落内迁金城、陇西诸郡。由于羌族不满东汉的统治，纷纷起兵反抗。章和元年( 87) ，羌族首领迷吾与东汉从事司马防在木乘谷大战兵败后，又遭到东汉校尉张纡的诱骗，酋豪 800 余人被杀，迷吾也成了东汉的祭品。在这种情况下，迷吾之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部落，去掉前仇，以和亲为手段，结成联盟，共抗东汉，取得了重大胜利。”［23］正史的记载，可见《后汉书》卷 16《邓训传》: “章和二年( 88) ，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众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又《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章和元年( 87) ，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

所谓“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所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确实可以理解为包括“和亲”形式结成的跨民族婚姻。

( 三) “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

对于这种“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论者似乎没有注意到发生在西汉时期的匈奴与西域诸国的“和亲”。除了前说“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外，又有郅支单于与康居王结亲事值得重视。

《汉书》卷 70《陈汤传》记载，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事，随后，“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康居王“以女妻郅支”，而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一如前说贤“以女妻”广德，又“结为昆弟”，形成了极其特殊的婚姻关系。这种违背中原古礼的现象，也许与有的民族的婚姻习俗并不相悖。

除了康居欲借匈奴武力“以胁诸国”外，匈奴郅支单于也曾经依恃和康居王的亲好关系称霸一时。“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不过，匈奴郅支单于与康居王的这种姻亲关系未能牢固，“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郅支单于“骄”而“不为康居王礼”，甚至“怒杀康居王女”，可知虽相互以女妻之，建立的却并不是平等关系。匈奴贵族在康居地方残杀“贵人、人民数百”，肢解弃投水中，完全以宗主国自居。所谓“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亦是奴役当地民众的记录。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记载的另一例匈奴与西域国家“和亲”的史例，我们也不宜忽视:“乌禅幕者，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对于乌禅幕这样的“数见侵暴”的“乌孙、康居间小国”，其众来降，虽然只有“数千人”，匈奴狐鹿姑单于依然十分重视，“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给予居地合法性的肯定，应当是有战略谋求的。“和亲”，被作为控制和利用的手段。所谓“使长其众”，颜师古注: “长众，为之长帅”。后来乌禅幕的表现，对于汉与匈奴对抗的总体形势的演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乌禅幕的立场和态度，有益于后来呼韩邪单于势力的上升。

三、悲愁与欢爱: 异族生活环境中的女性情感体验

(一)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和亲”公主的情感牺牲

细君公主离乡万里导致的“悲愁”，后来因文学形式的渲染，传为千古哀婉的故事。“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这位女子甚至为大政治家汉武帝“欲与乌孙共灭胡”的进取战略付出了中原女子难以承受的情感牺牲。“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 ‘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

后来又有江都公主和解忧公主相继出嫁。“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 ‘泥靡大，以国归之。’”这些汉家女子为帝国西域经营格局的新的构成多有贡献。“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 长男曰元贵靡; 次曰万年，为莎车王; 次曰大乐，为左大将; 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公主上书，言: ‘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 ’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 ‘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所谓匈奴“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破坏汉王朝西域“和亲”政策的用心十分明显。“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的恳求，《汉书》卷 8《宣帝纪》作“唯天子哀怜，出兵以救公主”，《汉书》卷 64 上《匈奴传上》作“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只言“救公主”而不言“昆弥”，均体现以汉为“吾家”的明确意向。所谓“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汉书》卷 64 上《匈奴传上》的说法是“( 匈奴) 即使使之乌孙，求欲得汉公主”。可知汉家公主远嫁，在复杂的军事外交情势中人身安全有时难以得到保障。

匈奴破坏汉王朝西域“和亲”政策的图谋未能成功。汉与乌孙联军攻击匈奴取胜。有学者指出，这是“西汉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征”［24］。

事后乌孙又上书汉帝提出“结婚重亲”的请求。汉王朝廷议，有不同对策发表。汉宣帝排除异议，取赞同态度。“元康二年( 前 64)，乌孙昆弥因惠上书: ‘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驘各千匹。’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17］于是，“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17］。然而，“送少主至敦煌”的队列尚在途中，乌孙发生“变故”。廷议时，萧望之再次提出反对意见，此次“和亲”终于中止。萧望之在进行决策建议时说: “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17］他的意见得到赞同。

汉宣帝所谓“重绝故业”，颜师古注: “重，难也。故业，谓先与乌孙婚亲也”。体现出坚持“和亲”政策之连贯性的诚意。而萧望之所谓“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乌孙持两端，难约结”，都有匈奴影响的因素。［25］而“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的判断，也透露出汉家公主远嫁乌孙个人情感生活的悲哀。

(二) 张骞和苏武的“胡妻”“胡妇”

张骞被羁押在匈奴时，身边有“胡妻”。《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记载: 张骞应募出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 ‘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这里所谓“与妻”，《太平御览》卷 777 引《汉书》: “匈奴不听去，乃留骞十余岁，娶胡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与妻”，又明确作“娶胡妻”，应是匈奴女子。《大宛列传》还记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与其属”，不明确是否包括“胡妻”。张骞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回程中又被匈奴拘捕。“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张骞逃归汉地，“胡妻”作为追随者同行。张骞西行大宛，未见“胡妻”随行记载。我们不清楚与张骞“俱亡归汉”的“胡妻”是否第一次被扣押在匈奴“十余岁”时所娶“胡妻”。如果仍是一人，又有以“其属”身份同行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或者未同行，只是张骞第二次“为匈奴所得”时重新见面两种可能。

《舆地纪胜》“胡城”条记载: “胡城。《九域志》云: 《蜀记》云: 汉张骞使匈奴，与胡妻、堂邑父俱还至汉中，筑城居之，即此城也。”［26］如果此说可信，则“胡城”得名由自“胡妻、堂邑父”。《读史方舆纪要》“汉阳城”条: “魏收《志》: 汉阳有胡城，汉张骞使西城，还，与胡妻居此，因名。今城在县西四十里。”［27］则“胡城”得名全因张骞“胡妻”。

苏武也有匈奴族配偶。《汉书》卷 54《苏武传》: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 ‘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苏轼《东坡志林》写道: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风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 ‘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28］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2、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寡欲”条均引录此说。后者以为“坡翁”语。以“欲”解释苏武与其“胡妇”的结合，不免轻薄之讥，所谓“众客皆大笑”的情绪表达，也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也许，对“欲”作为自然表现的尊重，对“欲”在历史演进中作用的承认，是适当的。讨论此所谓“欲”，人们会联想到上文说到的匈奴单于致吕后信所谓“欲”。

对于所谓“胡妇适产一子通国”，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 38 写道: “寿昌案: 苏武年老，子死，上闵之。武因帝舅平恩侯许伯自白，以金帛赎子归，后仕为郎也。《张骞传》: 匈奴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后骞与胡妻俱亡归。足征《汉法》出使绝域者，可就其地娶妻生子也。”［29］

汉人于胡地得“胡妻”“胡妇”情形，亦见《史记》卷 109《李将军列传》记载，李陵降匈奴，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又《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 “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

( 三) 亡走·劫虏·内附: 进入异族情感环境的汉女和胡女

在汉代历史遗存中，可以看到亡走汉女、被劫虏汉女，以及内附胡女等身份。她们因不同的缘故，流落异族社会，或组成跨民族的家庭，或在情境各异的条件下体验了特殊的情感经历。

“亡人”越境，是北边相当普遍的社会情景［30-31］，也可以说形成了丝绸之路上常见的社会流动现象。《汉书》卷 94 下《匈奴传下》记载，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于是，“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而“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他提出了 10 条长城不可撤防的理由，其中 5 条说到“亡人”问题。而这两种情形涉及本文讨论的主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前者言及“妻子”为汉人“吏民”“侵盗”，被迫“起而背畔”，出逃时应当携其“妻子”。后者既言“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婢”的名义，提示了这部分“欲亡”者性别。《史记》卷 8《高祖本纪》: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史记》卷 93《韩信卢绾列传》则写道: “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卢绾事迹可见“悉将其宫人家属”字样，可知“亡入匈奴”时裹挟了颇多数量的女性。

匈奴入侵，对汉地经济秩序的破坏包括人口的掠夺，史称“入略”“杀略”“虏略”。受害者中应不乏女性。被“虏略”的女性，往往被迫进入异族家庭。最典型的例证是蔡文姬的故事。《后汉书》卷 84《列女传·陈留董祀妻》: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庾信《拟连珠》: “盖闻死别长城，生离函谷，辽东寡妇之悲，代郡霜妻之哭……”清代倪璠注: “‘辽东寡妇’未详，疑谓蔡文姬，没于南匈奴，为‘辽东’也。”［32］此说未提供确证。其实，“辽东寡妇”“代郡霜妻”，都是“死别长城”的实例。蔡文姬是知名知识女性，方得以在史籍中留下文化足迹。而在北边战争中千千万万被“虏略”的女子，则在历史记忆中姓名、生平均湮没无存。敦煌汉简可见记录一位“降归义”外族女子行迹的简文: “□降归义乌孙女子/复帬献驴一匹骍牡/两抾齿□岁封颈以/敦煌王都尉章”( 1906)［33］。这是一位域外女子经历关塞闯荡边地的记录。虽然我们无从确切推定这位“乌孙女子”来到汉地之后的感情体验和婚姻经历，但是大体可知，身份类同的异族女子大多较汉地妇女在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更为活跃的性格。丝绸之路上民族关系中“降归义”现象其实颇为普遍。

敦煌汉简“五校吏士妻子议遣乌孙归义侯疌清子女到大煎都候鄣”( 90)［34］，涉及“归义”的“乌孙”贵族“妻”“女”。敦煌汉简又有: “车师侯伯与妻子人民桼十桼人愿降归德钦将伯等及乌孙归义”( 88)［34］。额济纳汉简又有: “□大且居蒲妻子人众凡万余人皆降余览喜拜之□□□□□□符蒲等/其□□□□质修待子入余□□入居……伋奏辩诏命宣扬威□安杂□”( 2000ES9SF4: 9)［35］，“校尉苞□□度远郡益寿塞徼召余十四人当为单乎者苞上书谨□□为单乎者十四人其一人葆塞稽朝候咸妻子家属及与同郡虏智之将业”( 2000ES9SF4: 10)［35］。外族来降的“妻子人众”“妻子人民”“妻子家属”中包括的女性，有些可能与非本族男子构成家庭组合，作为“妻”，即已婚女子，也是有可能在新的生活景况中经历感情波澜的。

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卷 1 可见“辛延年《羽林郎》诗一首”，南朝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 63《杂曲歌辞三》收入，题《羽林郎》，作者署“后汉辛延年”。诗句记述霍将军家奴“调笑酒家胡”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枝，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辛延年《羽林郎》，被看作汉乐府名篇。其中包涵社会史和民族史信息，也是应当看到的。有关辛延年《羽林郎》的认识，研究者曾经有所争论。异见焦点在于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的分析。有学者以为，“酒家胡”即“当垆”“胡姬年十五”者的态度，“含有阶级敌意”。有的讨论甚至“上升为政治批判”。［36］尽管争议热烈，但是讨论者对于辛延年《羽林郎》创作于汉代的判断，似乎是大体认同的。有人分析辛延年《羽林郎》，肯定其中“蕴藏着丰富而鲜明的‘民主性的精华’”，而“胡姬的庄严形象”即“人民的形象”［37］，或说《羽林郎》“歌颂了两汉劳动妇女的反抗精神”［38］，或说“《羽林郎》中的酒家胡女有不可侵犯的尊严”，表现出“在道德人格上的伟大”［39］。也许诗中女子的族属及其以“酒家”为标识的生存方式更值得我们注意。而“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透露出的情感意识和婚姻观，也有民族交往背景下家庭史料和婚姻史料的意义。

黄节曾经分析: “两汉称胡者不止北方之种。《后汉书·马援传》: ‘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是西域诸种亦称胡。此言酒家胡，盖即西域贾胡也。”［40］聂石樵又据诗句中所见“大秦珠”强化其论证: “酒家胡，并非泛指中原之外的民族，而是具体指西域之民族。西域之民族杂居内地，多以商贾为业，号称‘西域贾胡’。《后汉书》卷118《西域传》: ‘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因此诗中之胡女，应即西域人。而且从其妆饰看，有所谓‘大秦珠’者，《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大秦国之记载云: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这段文献记载，可以和诗中胡女之妆饰相印证，说明此胡女确属西域人。”［41］《羽林郎》中“酒家胡”究竟是“具体指西域之民族”，还是“泛指中原之外的民族”，还可以讨论。但是确指非汉人的少数民族，应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并不清楚所谓“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是否继续着她们在故乡的经营方式。但是我们确知，在汉地饮食服务业经营中也是有妙龄女子“当垆”之情形的。最典型的就是卓文君故事。这种形式有吸引顾客，欢悦气氛的用意。“霍家奴”的“私爱”与“调笑”，自是可以理解的情感反应。

因丝绸之路的交通效能导致的跨民族的情爱生活与婚姻关系，是多民族共同促成东西文化交流这一宏大交响史诗中的一曲低诉如缓水的轻歌。其旋律或欢悦或哀婉。作为历史节奏的记录，研究者识读并说明这部乐谱上一组组音符包容的文化信息，显然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J］．甘肃社会科学，2015( 2) ．

［2］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穆天子传［M］∥四部丛刊.景明天一阁本．

［4］穆天子［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张文伯.九经疑难［M］.明代祁氏澹生堂钞本．

［6］卓明卿.卓氏藻林［M］.明万历八年刻本．

［7］严可均.铁桥漫稿［M］.清道光十八年四录堂刻本．

［8］杨钟羲.雪桥诗话［M］．《求恕斋丛书》本．

［9］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10］王子今．“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J］.河北学刊，2008( 3) ．

［11］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J］.世界宗教研究，1999( 2) ．

［12］王子今.昆仑神话与西王母崇拜［N］.学习时报，2002-05-06( 4) ．

［13］王子今.秦国女权的演变［N］.光明日报，2002-08-20( B3) ．

［14］王子今.秦国上层社会礼俗的性别关系考察——以秦史中两位太后的事迹为例［M］∥王子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5］独逸窝退士.笑笑录［M］.清光绪五年《申报馆丛书》本．

［16］焦袁熹.此木轩杂著［M］.清嘉庆九年刻本．

［1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胡广.胡文穆公文集［M］.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19］宋超.和亲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0］王子今．“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论［J］.新疆文物，2009( 3—4) ．

［21］王子今.论匈奴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 4) ．

［22］王子今.匈奴“僮仆都尉”考［J］.南都学坛，2012(4) ．

［23］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4］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M］.北京:华 夏 出 版社，1996．

［25］王子今.匈奴西域“和亲”史事［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 5) ．

［26］王象之.舆地纪胜［M］.清影宋钞本．

［2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稿本．［28］苏轼． 东坡志林［M］． 明刻本．

［29］周寿昌.汉书注校补［M］.清光绪十年周氏思益堂刻本．

［30］王子今.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M］.暨南史学:第 5 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31］王子今.汉代北边“亡人”: 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J］．南都学坛，2008( 2) ．

［32］庾信.拟连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4］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

［35］孙家洲.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36］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7］萧涤非.评《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M］∥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济南: 齐鲁书社，1985．

［38］张永鑫.汉乐府研究［M］． 南 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9］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40］黄节.汉魏乐府风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1］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 两汉卷［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本文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